重婚罪相关问题浅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的，享乐、拜金主义思想又重抬其头，现在社会上有的人或是贪图享受，或是喜新厌旧，以及对婚姻关系的不正确态度，导致重婚这一社会现象日益增多乃至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一个极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元，而婚姻关系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因素和纽带，因此，必须把弘扬良好的婚姻风气，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予以足够的关切。针对上述现象，就需要国家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的规范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下面，我将从两个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一下重婚这种行为。

一、重婚罪历史沿革及定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两部婚姻法规范婚姻行为，并且国家立法机关于2001年4月28日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现行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不仅婚姻法本身没有对重婚的定义作出规定，而且原《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14日发布的《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没有界定重婚的含义，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明确重婚罪的概念。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1]。

二、重婚罪相关问题浅析

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复杂，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犯，按照社会上一般公众相当的认识即能予以判定。但对于某些规范的概念性问题则需要加以说明，以期更利于审判。下面，我就重婚罪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细述。

（一）对重婚罪中婚姻关系的认识

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2]。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结婚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市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抗。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消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消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到终都无效。其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消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消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消之后，而是自始无效。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如果该婚姻被撤消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3]，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4]。

在此，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5]。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

（二）对重婚罪中配偶权的认识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重婚罪的客体表述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近年来随着在犯罪客体研究中一些学者对法益学说的推崇，有关重婚罪客体配偶权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是特定男女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以特定的权利义务为内容，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律赋予，享有配偶权的男女才互为配偶，配偶是婚姻的主体，只有配偶才享有配偶权。尽管配偶权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有身份权说、专属利益支配说、性权利说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共同认为：配偶权的前提或者说产生的基础是合法的夫妻关系，配偶权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其权利主体是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配偶权具有身份权的性质：配偶权具有专属性，即具有夫妻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可侵犯性，即配偶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的义务、家庭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生育权和日常家务代理权，这些权利不容他人侵犯[6]。修订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配偶权一词，但已经确认了配偶权的若干主要内容[7]。

婚姻必须经合法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形成婚姻关系；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换言之，事实婚不具有配偶权，形成事实婚的男女不是配偶----准确地说，是法律不承认其为配偶。在民法上，重婚之形式，表现为两个既存婚姻之重合，重婚之实质，在于这种使两个既存婚姻重合的行为，抗击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和制度。在刑法上，重婚之实质，在于有配偶者隐瞒婚姻事实真相，欺骗他人与之再度结婚，或者有配偶者在他人的主动配合先后两次形成婚姻，分别以独自犯罪或者对合而形成共犯的形式，故意挑战刑法所保护的重婚罪的法益----配偶权。

（三）对重婚罪客观表现形式的认识

重婚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如前所述，重婚罪的实质在于发生在后的婚姻行为对前一尚存的合法婚姻关系的侵犯，亦即对国家赋予的配偶权的侵害。那么，与在先的法律婚重合的“婚姻”是否包括事实婚呢？刑法第258条所谓“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中的“重婚”、“结婚”是指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呢？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批复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着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那些未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在民事法律中得不到承认和保护，但若其为有配偶者则在刑事法律中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字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8]。其实，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两种以“事实婚 ”冲击法律婚，侵犯其配偶的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事实婚不是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并且是严重的非法同居关系，它公开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推而广之，产生于法律婚之后的婚姻，无论是事实婚还是法律婚，在法律上均无效力，均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其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在先产生的配偶权益和一夫一妻制，故应以国家暴力予以反击或防卫[9]。

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事实婚，本质上具有非法性，其婚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其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利的法律婚，尽管形式上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属于无效婚姻，本质上也不具有合法性，仍然属于违法行为。这种违法的婚姻行为的实施，不仅必然侵害婚姻当事人之间的配偶权，而且必然侵害作为社会正常细胞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具有实然的社会危害性。反过来看，当在先的婚姻不具有合法性时，其后的事实婚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以违法行为对抗违法行为，这种以非对非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属于因性关系的紊乱无序而有伤风化的行为。这种否定当然不能得到国家的肯定，但它本身恰恰肯定了婚姻的形式要件或者说登记程序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未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婚姻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是没有配偶之间的基本权利可言的；究其本质来说，当然是违法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对于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扩张国家的刑罚权加以惩处。这一结论建立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刑法所保护的权益没有蕴涵于在先的事实婚姻当中，并且刑法没有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加以罪刑法定化。

因此，公民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者，或者前后两次持续存在而阶段上有重合的事实婚，均不构成重婚，因为无配偶权之存在，后一婚姻无论是否有效，均不侵犯配偶权，当然也不可能侵犯赋予公民配偶权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那种认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姻均可为事实婚的认识[10]，不仅仅是承认事实婚的存在，而且在根本上还肯认了事实婚的效力从而使习惯法获得了与国家制定法同等的效力，而这也是不正常的。

（四）对重婚罪中事实婚姻的认识

事实婚姻是指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有配偶者又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在一起，或者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11]。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婚姻的出现也是有其一定基础的。而对于事实婚姻，立足于我国现实，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并不是一概否定事实婚姻的效力。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曾经规定；从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1994年2月1日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退后一步，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2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都体现了以下精神：1986年3月15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86年3月15日以后，1994年2月1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94年2月1日以后，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11]。这些规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事实婚姻一再让步，否定事实婚姻关系的时间表一再推后，二是似乎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这样，使得法律的严肃性变得活泼起来，与修订婚姻法体现的严格法律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可能的问题是：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狭义上的事实婚时，可以认定为重婚罪，如果在先的事实婚在诉讼时当事人才达到结婚年龄，而在后的事实婚的当事人在同居时就已经达到法定婚龄，究竟解除哪一个婚姻呢？而且，当前一个婚姻是狭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可以认定为重婚罪。此时，解除事实婚意味着否定了事实婚的效力，不应当按重婚对待；解除法律婚则意味着国家制定法败给习惯法，那么制定法的存在就属多余。而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广义上的事实婚（即未达到法定婚龄）时，却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当前一个婚姻是广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倘若婚姻当事人没有禁止结婚的情形，仅仅是未达到法定婚龄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岂不意味着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灭..所以，对于事实婚姻关系，我认为应该按照严格的法律主义来处理，否定其法律效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